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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疑心重对谁都不放心利用特务治军队1

2019.06.30 来源: 浏览:0次

大明王朝是“特务机构”最多、特务最猖獗和社会最黑暗的时代。那么,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秘密刺探消息、监督官与民的“特务制度”吗?其实,这有点儿“抬举”朱元璋及大明王朝了。读过《三国志》的人,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,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“校事”,就是一个类似于明朝东、西厂的特务机构。世人皆知,曹操疑心重,对谁都不放心。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百姓对他是否忠心,便广布耳目、刺探隐秘,这跟他诡诈残忍、善用权谋的心理也十分吻合。

《三国志》里说,建安元年,曹操拜司空(三公之官)。建安三年,回到许昌,初置军师祭酒(司空的僚属,也是曹操置官之始)。后来又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“校事”,第一任校事的头目是卢洪、赵达。至于他们如何为所欲为、滥用权力、残害无辜,古籍里着墨不多,但记有当时军中流传的谚语:“不畏曹公,但畏卢洪,卢洪尚可,赵达杀我。”这与大明王朝的官员和百姓听到魏忠贤、刘瑾的恶名就毛骨悚然的心理是一样的,足以说明曹操的“特务”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。

曹操时的法曹椽(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大法官)高柔,曾就“校事”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等向曹操进谏:“设法分职,各有所司。今置校事,既非居上信下之旨,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,宜检治之。”曹操却回答:“卿知达等,恐不如吾也。要能刺举而辨众事(事无大小皆能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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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),使贤人君之为之,则不能也。”

曹操说得很坦然,如果将全部精力用在“刺举”上,贤人君子能做得到吗?这说明,这些校事是在曹操的默许下行事的,但曹操又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,最起码没把他们跟贤人君子同等对待,这也是曹操对待“特务”的态度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最大区别,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会遭特务暗算。

史书记载,数年间,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抓捕的案件达万计,高柔等始终上表要求核对虚实,还民公道。从这些记载看,曹魏的“特务”构陷的“冤假错案”并不比明王朝东、西厂和锦衣卫诬陷的案件逊色。在“特务”的设置上,曹操的后代跟朱元璋的子孙也是一样的,越往后越猖狂。到曹魏第四代曹芳接位时,校事的权力丝毫不比明代东、西厂小,他们上察宫庙、下摄众司,法造于笔端,狱成于门下。直到司马氏专权之后,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,才下旨撤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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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,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更重要的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。当时的读书人,一旦金榜题名,谋得一官半职,获得丰厚的待遇后,便纷纷买房产,置豪宅。赵普宅、寇准宅、陈升之宅、蔡京宅、秦桧宅、王继先宅,均是雕栏玉砌、金碧辉煌、奢华如神仙洞府,成为了宋朝各个时间段的标志性建筑。

在地窖中编著《资治通鉴》

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,花巨资在西京洛阳(今河南洛阳市)建了一座别墅,单中堂就建了三层,其亭台楼阁之多,奇花异草之盛,一时成为洛阳之冠。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,惊叹之余,赋诗《府尹王宣徽席上作》道:“留都三判主人翁,大第名园冠洛中。又喜一年春入手,万花香照酒巵红。”当时,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,也在洛阳居住。不过,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,气宇轩昂,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,低矮破败,仅能遮风避雨。司马光正在编著《资治通鉴》,夏天酷暑难当,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,穴居期间,埋头著作,寒碜而又另类,被人讥为“穴处者”。

宋朝到宋神宗时期,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,承平日久,侈风渐起。司马光曾回忆说,数十年前,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,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,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,下酒菜仅限于肉酱、干肉、菜羹几样,水果仅止于梨、枣、柿之类,酒薄意尽,食少情深,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,客人也绝无鄙薄。而如今,则豪华相尚,俭陋相訾,酒若不是宫廷玉液,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,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,竟然羞于请客。士大夫万一要请客,往往提前数月准备,广寻佳酿,遍搜珍禽,准备足够充分之后,才敢发请柬。倘不如此,会被人家耻笑为小气,朋友也会渐行渐远,越来越少,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。

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,“穴处者”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,显得简朴、节约乃至吝啬。他性情淡泊,不喜奢华,并深深懂得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。

卖掉薄田为妻子料理后事

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这是人之常情。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,看他的《西江月》:“宝髻松松挽就,铅华淡淡妆成,青烟翠雾罩轻盈,飞絮游丝无定。相见争如不见,有情何似无情。笙歌散后酒初醒,深院月斜人静。”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?然而,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,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,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“享乐”,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,远远地观望一下,写写诗词抒怀一下,也就够了,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、揽入怀里、吞下肚里。因此,司马光诗词里多情,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。他生性恬淡,不好声色,恪守:“贫贱之交不可忘,糟糠之妻不下堂”,不纳妾、不蓄妓,一生只娶一个妻子。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,始终相敬如宾。因为没有生育,张氏甚急,背地给他买了一妾,他敬谢不敏。为续后,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,作为养子。

《左传》曰:“侈,恶之大也。”司马光牢记古训,坚守底线,他做官四十余年,待遇丰厚,赏赐颇多,却始终恶衣菲食,不留余财。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,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。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,回信说:“某家居,食不敢常有肉,衣不敢纯有帛。何敢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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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万市一婢乎?”(宋代周辉《清波别志》)是啊,相对其他士大夫,五十万或许是小钱,但相对于司马光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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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。后来,张氏去世,司马光因手头拮据,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,才让妻子入土为安。司马光虽然淡泊简朴,但淡泊中见真淳,简朴中露风骨。而且,洛阳十年穷日子,司马光主编了《资治通鉴》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著,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,奢靡潇洒如宋祁、苏舜钦者,便无法望其项背,不能同日而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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